1月10日早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今天一整天，学人和出版人都在朋友圈或者微博发文哀悼。大家不约而同用上“出版家”来形容沈昌文，“他是担得上这个称呼的。”学者江晓原告诉 财经，《读书》杂志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对一代人的人文思想起到重要作用；没有沈昌文在上世纪80年代出的一系列好书，也就没有今天的三联出版社。
令许多学人和出版人怀念的，不只是沈昌文在出版领域做出的成绩，还有他的人格魅力和性情。作家止庵在接受采访时说，沈昌文圆通的处事方式对他的影响很大。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沈昌文的人格魅力和处事方式，才让他在八旬高龄依然能在出版界做一些事。“很多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成为过去了，而他只是老了，却一直在，从未’过去’。”
《读书》的人文启蒙
沈昌文长期执掌《读书》杂志。在那个改革开放启动不久的时代，“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为创办宗旨的《读书》，无疑给知识界带来一股春风。从创办开始，《读书》就汇集了中国文化界一批忠实读者，并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
“我有全套《读书》杂志！“江晓原颇为骄傲地说。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时，他正在南京大学天文系读本科二年级。当时南大校门口有个书店，很多同学都喜欢去逛，他在里面无意间发现《读书》，之后每期都买。
江晓原不仅杂志上的文章全都读了，还整整齐齐收藏了。几年前，《读书》主编郑勇去江晓原上海家中拜访，无意发现书房里长长一排杂志后很是激动，还专门合影留念。
“我之所以长期喜欢《读书》，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读书》的许多文章有思想性，讨论的都是知识分子感兴趣的话题；二是《读书》上的许多文章与其他杂志明显不同，文章写得很好。”江晓原说。
因为类似原因被《读书》吸引的还有80后媒体人郭洛滢，至今她保存着本科时买的几本《读书》杂志，并把它们从成都带到了上海。“保存杂志是有种念旧的感情，《读书》在很多年轻人的人文思想形成阶段起了作用，所以读者对它的感情就和其他读物不一样，会一直收藏着。”江晓原这样解释。
对于《读书》杂志这种独特的风格，沈昌文在他写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中说，当时《读书》上选用文章的要求除了“厚积薄发”，就是讲求文采，为此还退掉过很多 学者的稿子，因为观点虽然不错，“但是文笔实在不行”。
江晓原说，有段时间《读书》变得不是那么好看，原因之一就是刊登的文章失去了文采，另外就是当时有人认为《读书》要和国际接轨，应该讨论西方人感兴趣的话题。所幸这个过程不长，很快就被扭转过来，“那个阶段对《读书》来说是比较可惜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掉粉’。”
影响巨大的《第三次浪潮》
在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期间，沈昌文还出版了很多至今经典的好书，例如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巴金的《随想录》，还有蔡志忠的漫画系列。
同时他也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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