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公元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画作被认为是宋朝摹本。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焦点。阎立本煞费苦心地加以生动细致的刻画，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阎立本为了更好地突现出太宗的至尊风度，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太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该图不设背景，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从构图的角度来讲，这幅画很明显将所有人物分成两组：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个男士依次排开，井然有序，没有任何装饰，在规矩中略显拘谨；右边以唐太宗为中心的人物群，左右簇拥的仕女形象，以及装饰物“两把屏风扇”、“一展旌旗”、“步辇”等等，把人物的布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一种充满了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左右这种对比，尤其是译官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和仕女们神情自若、仪态万方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让人的视觉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弹琴时的左手伴奏一样，稳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区炫音技巧的展示，华丽而不俗脱；一唱一和，和谐有序。另外，只有典礼官一个人是红袍在身，未免显得孤零零的，仍然早不出喜庆的气氛。于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盖顶，和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气氛。从色彩上讲，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喜庆的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基调。这幅图作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太突兀得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俗，禄东赞来自吐蕃，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再者，由于红色代表正气，代表恢宏的气势，理应当由中原大唐朝独享，而非喧宾夺主地给吐蕃穿戴上。
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然而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由皇上穿戴，不免显得皇帝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在考虑仅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了土黄色，那么就不难理解作者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宫乐图》，台湾地区的研究者将其认定为唐人作品。盛唐人的脸是肥肥的，这从《宫乐图》中可以发现，人物的脸上，圆脸线条画得结实，人物的手，一笔一笔的，随便哪张脸和哪只手，线条都很厚重。再看《历代帝王图》，人物也是圆圆的，是初唐时的画法。此外，在唐人的壁画中，眼睛都是比较阔的。
而《步辇图》的女子都是小眼睛小鼻子，身体很削瘦。这种风格在唐宋时的画里没看见，要到明清才出现。明清人物画一般是细眼睛小鼻子，身子弱不禁风，不过明清唐伯虎、仇英等人画的仕女尽管躯体瘦削，线条还是挺拔的。《步辇图》从线条上来讲，也画不过这些明清一流的画家，线条僵硬，甚至人物的眼睛都画得模糊不清。学者语出惊人判定此图“非唐画，更非阎立本的作品，而是后人的一件伪作”，其“绘画艺术水平很差，它的榜题以及后面的章伯益的书法艺术的水平也差”，其“既不是唐人的，也不是宋人的。”伪作说“非唐画”确有多闻阙疑之益，然其余论断则可商榷。对这样一幅千古名画作是非优劣的判定应较为审慎，陈先生的贬抑之论在相关的《题跋的疑问》及历史文化背景的阐述上均未稳妥，此不仅仅关涉书画艺术，更有关于史学
此画应是北宋早期的临摹本，其底本当是阎立本原画。如前所述，章篆末行“唐相阎立本笔”，显然是唐以后人的口吻；同时，章氏此语已透露此画是按“唐相阎立本笔”而临摹的。我们在画幅拖尾还看到北宋米芾、刘次庄、张舜民等十八人从元丰三年(年)八月廿八日到元祐元年(年)孟夏四月的题跋观款，其中对章篆作评价的二人。其一曰：“阎相国之本，章伯益之篆，皆当时精妙。元丰甲子孟春澣中淤日圃泽张向书于长沙之静鉴轩。”元丰甲子即元丰七年(年)。其二曰：“元丰七年二月三日观步辇图，章伯益篆诚佳笔也。长沙刘次庄。”张向、刘次庄所言确非无根之谈，尤其是刘氏为北宋书法名家及书法理论家，其专著《法帖释文》乃专精之作，像他这样的专家是不会轻许他人的。既然此画是宋人摹本，那么章篆末行何以称其为“唐相阎立本笔”，张向题跋又称其为“阎相国之本”呢？这其实是当时文士对宫院摹本的习惯称法。摹本是当作“下真迹一等之副本”被珍视的。中唐宰相张弘靖家富有历代书画收藏，可与宫廷秘府相比，其中有些就是唐代宫廷的摹本。晚唐时，张弘靖之孙张彦远曾专门描述对宫中高手摹拓前代书画的情况：“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张彦远所述唐人珍视宫院摹本的情况，相沿成习，对后代也有深刻影响。北宋宣和画院和南宋绍兴画院，聚集了不少书画高手，摹拓历代名家书画，真迹与摹本同被珍藏。那些“下真迹一等之副本”亦常被当作真迹珍视。如唐于李道志，陈佩秋先生说：“从题跋看，‘太1于李道志，陈佩秋先生说：“从题跋看，‘太1往往称冯氏摹本为王羲之《兰亭序》，这犹如》已经转手到了声名显赫的北宋时期皇亲国戚恭王赵仲爰手中。《步辇图》因梅雨1潮湿两边脱开，画面磨得脱落，其真迹为挂轴。
北宋宣和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的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宣和画谱》载，《步辇图》还曾被叔宝收藏，在卷中前后有“叔宝藏”等宋印。据南宋吴曾的笔记《能改斋漫录》记载，北宋时期著名画家李公麟也曾对《步辇图》予以好评。此外，在书幅上钤有金章宗完颜璟印。
年，元代画家许善胜、姚云在《步辇图》上写有跋文，但画的藏处不详。据说，该画后来经由赵仲爰之手进入了元内府。自年至年，《步辇图》已经进入元代内宫，归元代内府收藏于集贤院登瀛堂西。
年，集贤院诸官在登瀛堂西同观过此画，并在画上题有跋文：至治三年夏六月三日，集贤僚佐同观于登瀛堂西。
同时，《步辇图》上钤有“八思巴文印”，八思巴文印印文为3行音译汉字“集贤院经历司印”。年，元代书画鉴赏家汤垕将此画载入《画鉴》：阎立本画……及见《步辇图》，画太宗坐步辇上，宫女三十余人，皆曲眉丰颊，神采如生。一朱衣髯官执笏引班。后有赞普使者服小团花衣及一从者。赞皇李卫公（德裕）小篆题其上，唐代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宋高宗题印完，真奇物也。年，元代画家曾巽申在画上题有跋文：天历己已孟秋丁丑，登瀛委吏曾巽申审定谨识。
他在《步辇图》上也钤有“八思巴文印”，八思巴文印印文为4行音译汉字“集贤院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库印”。经其鉴赏，此画就是米芾题过跋并记入《画史》的那一卷，是真迹无疑。
至明代，《步辇图》上除了明代画家吴新宇印外，还有明代大收藏家郭衢阶诸印。经其鉴赏，此图就是元代书画鉴赏家汤垕将此画载入《画鉴》的《步辇图》后，他于年在画上题跋：右《步辇图》，法度高古，真唐代人笔，章伯益篆尤佳，米南宫盖鉴之审矣。万历十有三年春仲之望，郭衢阶亨甫再题。
郭衢阶写“再题”，是因为在这幅《步辇图》上，他已经钤印在前。据说，郭衢阶的题跋之所以说传到明代的《步辇图》仍然是赵仲爰手中的那一幅，是“真唐代人笔”，是因为他的题跋是排在元代人一个题跋的后面的；二是因为两枚元代的八思巴文印是汉人难以模仿的。此外，明代时期的书画著录著作《清河书画舫》和《珊瑚网》均曾收录过《步辇图》。
清代时，《步辇图》在乾隆年间就进入了清代朝廷内府。有关《步辇图》的情况，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中也有清楚的记载：画卷次等。唐阎立本画《步辇图》一卷。次等天一，素绢本，着色画。卷中幅署‘步辇图’三字，卷后章伯益篆书本事，并署云：唐相阎立本笔。拖尾有米芾、黄公器、张向、刘次庄、曹将美、陶舜咨、邓忠臣、张渥佺、曾巽申诸记语；
又江融（按应为澈字）书记语一，又田俨诸人记语一，又蔚宗记语一，姓阙，下署关杞二字；又琰记语、一姓并阙；又记语二，未署名；又刘忱、李康年、张知权、林定、姚云、郭衢阶
诸跋；又张舜民、许善胜题句二。
《石渠宝笈》的记录虽然不全，没有写出《步辇图》上题跋的全文和印钤情况，却罗列了大部分题跋人姓名，特别是米芾、曾巽申和郭衢阶等，说明《石渠宝笈》所记录的《步辇图》画就是郭衢阶题过跋的画卷，是《画史》和《画鉴》都曾记载过《步辇图》，是阎立本的真迹。
后来，《步辇图》画面上的收藏印章说明，清代著名画家梁清标、文学家纳兰性德、清仁宗爱新觉罗·顒琰等人均曾收藏过《步辇图》。而且清代的书画专著《式古堂书画汇考》和《佩文齐书画谱》等书均曾有过著录。
清代末期，《步辇图》被皇室成员偷偷带出宫外，先被一大臣获得，后在天津被卖掉。据说，后来买到《步辇图》的人爱不释手，视为珍宝，他没有舍得再转售，而是将《步辇图》真迹送给女儿做了嫁妆。之后，收藏《步辇图》的主人又将此画奉献给了后来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这张画和很多早期绘画遗存一样，虽有争议说此画并不一定是阎立本的真迹，而是宋代的摹本。但是这幅《步辇图》的艺术价值则毫无疑义。这是一幅唐代初期风格非常明显、处理得简洁而扎实的画作，画家充分利用了对比手法，从人物比例、姿态、神情气质，以及性别带来的感觉差异，甚至构图的疏密对比各个方面来烘托主人公唐太宗，做得相当成功。
当画面构图唐太宗一边有过密、过重的视觉倾向时，画家将整幅画中最大面积、最鲜亮的颜色放在礼官的红袍上，使得构图两边在对比强烈的前提下又不失平衡。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步辇图》都足以令人称道。
《步辇图》以其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被誉为“丹青神化”，它与东晋书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著名画家张萱与周昉的《唐宫仕女图》、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五代时期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作品，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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