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锦霞编者按：端方，满洲正白旗人，清末大臣，金石学家。年中举，捐员外郎，后迁候补郎中。年，任直隶霸昌道。此后，端方出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代理陕西巡抚，正是这段陕西的仕途之旅让端方开始在晚清政坛大放光彩。义和团运动期间，端方表现出难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强力维持下，陕西境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故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携光绪皇帝出逃，最终选择西安作为避难所。因此次护驾得力，端方被擢升为湖北巡抚。在陕西任职期间，端方于闲暇时大力搜集收藏青铜器，每有所得，便召集幕客、朋友一同赏玩，甚至将所藏著录成书。陕西这块福地，不仅开启了端方政治上的大发展与大作为，也成就了其一代金石大家的地位。“民国四公子”大家或许不陌生，但清末“京城三少”却鲜为人知。“狂儒”辜鸿铭给出的答案是：大荣、小那和端老四。其中，“大荣”是荣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任浙江省判官;小那是那桐，清末外务部总监;端老四即端方，晚清直隶总督。三人因志气相投且官运亨通，被时人并举。“京城三少”之一的端方，出身世代簪缨之家，在宫廷当“内官”时就玩起了金石字画收藏。到陕西、湖北、湖南担任巡抚时，得近水楼台之便收集文物无数。他自称：“余早岁官京朝，簿领之暇辄事搜讨，稍稍有得。继之官秦中，古帝王之都多重宝奇器，往往朝出墟垄，夕登几席。西北土燥，故字迹花纹完整者多，摩挲屡眷，心赏殊惬。洎移节鄂湘、东下三吴，或新发于土、或得之旧家，物聚所好，时复增益。”端方官服照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端方所藏藏品品类广、数量大、精品多，进而奠定了他晚清收藏大家的地位。他的收藏品类涉及青铜器、玉器、石刻、瓦当、古印、书画、古玉等，藏品数量难以详考。据胡思敬言，其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端方在狂热于收藏的同时，有感于传统之学的没落，称“今承学之士，新学半袭皮毛，而旧学已归荒落”，就中国流传的古物而言，“为外人所争涎，而吾国又无禁古物出口之法律权力”。艺术品之所以珍贵，首先在于其制作的精美。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之美，是无与伦比的阳刚之美。晚清民国收藏古玩成风，但热衷于青铜器、青铜镜及宋元绘画的，皆是张伯驹、潘祖荫、吴大徵、李鸿章、端方、罗振玉、刘体智、陈介其、梁上椿等清廷重臣、国学大家与儒商，因为他们太清楚究竟什么才是华夏民族真正的宝物。因此，端方将收藏古物视为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途径，他称：“三代文字不尽传于后世，惟金石仅有存者，其有功于经义至巨……世或疑为玩物丧志，是未窥昔贤朴学之门径。”同时，端方意识到，为使古物长久流传，须将其著录成册：“金石虽寿，反托梨枣以传。……今之存且聚，不早为图之，将使古人之事迹、文章自吾身而泯没，可不谓大哀乎？故吾之亟亟于此，非徒徇嗜好也，所以存古人也。”光绪三十四年()，端方将收藏的余件商周至隋唐时期的青铜器收录成册，是以《陶斋吉金录》(八卷)面世。汉代以前所称“金”多指青铜，“吉金”则是精纯而美好的青铜。这一时期，端方还先后出版了《陶斋臧印》(十六卷)《陶斋臧石记》(四十四卷)《陶斋臧砖记》(二卷)等。端方所著《陶斋吉金录》全二册(繁字体竖排版)其中，《陶斋吉金录》附有器物图形与铭文拓本，并加注释，文字描述全由端方手书，协助确定体例者有李葆恂、黄君复、陈庆年，绘图者有管琳、黄廷荣，整理编辑者有郝万亮。该书颇得时人好评，皇室溥伟大叹其“考核精良”。著名度政史专家巫鸿、丘光明也在自己的论著中多次引用《陶斋吉金录》中收录的器物，其中巫鸿所写的《秦权研究》引用21件，丘光明所著《中国历代度量衡图考》引用8件。《续修四库全书》收录该书，见“史部·金石类”第册。在这本收录他的青铜器收藏的书中，排在目录首位的，就是端方颇为得意的“柉禁十三器”。这套酒器是在年陕西宝鸡戴家湾发掘的古墓中被发现，辗转流入到时任湖北巡抚端方手中的。宋代以来，吉金书籍流传较广的主要有几种：一是图象类如《博古图录》，一是文字类如《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元明两代，此学沉寂数百年;至清高宗，内府储藏丰富，遂有《西清四鉴赏》，青铜器著作得以继续发展。清末，陈介祺、潘祖荫等人研究愈精，端方所作《陶斋吉金录》更是首用石印法，铭文用拓本，更好地还原了那些珍贵的青铜器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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