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机制铜元自光绪二十六年()在广东省诞生至年新中国成立止，其间历经晚清与民国两个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机制铜元在广西等个别边远省份和地区仍有局部流通，直至50年代后。
铜元作为传统制钱的替代品，近半个世纪来承担近代中国的辅助货币，在抵制外币流入、调剂货币流通方面曾发挥着特殊作用。其时甚至在劳工、农民等社会底层，铜元一度承担主币职能。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经济日渐式微，货币体系也由统一而割裂，由割裂而紊乱。统治者滥铸无度，地方军阀于是竞相渔利，直至各地铜元盗铸蜂起。私版盛行，除民间私铸，“官私”、“局私”、“洋私”等不一而足。钱法大乱，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与金融的混乱程度。可以说私版铜元从一个侧面直接见证了近代中国货币体系的兴衰。本文试图从近代中国私版铜元的产生背景与成因、私版铜元的来源与大致分类入手，探讨其对当时经济社会的严重危害，进而阐述一国货币体系的自主性、统一性、宏观性对币值稳定、平抑物价进而保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的极端重要性。
一近代私版铜元的背景与成因
私铸币特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由集团或个人仿照官方流通货币非法铸造的各种货币。私版铜元指晚清民国时期国内外各种势力非法仿铸的铜辅币。因当时铜元流通范围最广，私版铜元也就成为近代中国铸币史上数量最大、流布最广的非法货币。
清朝末年，国力日衰，外国货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传统的制钱货币流通体制几近崩溃。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六年()由两广总督李鸿章主持，仿照港仙铸行“光绪元宝”机制铜元，以抵制外国铜元，救济“钱荒”。此是为中国铸行铜元之肇始。
初期铜元完全仿港仙形制，冲压机铸，以“仙”为计算单位。铸造铜元初衷本想与此前广东铸行的银元直接挂钩使用，然中国几千年来银铜并行的货币体制使百姓不习惯以“仙”为单位的换算方式，且银铜之间也无固定比价。为迎合当时社会这种独特的货币需求，当局把换算单位由“仙”改为“文”，将币面外缘计值“每百枚换一元”改为“每枚当制钱十文”，使其直接与制钱挂钩。计值改变后铜元市场需求量大增，当局因此获利颇丰。但丰厚的利润刺激各地竞相鼓铸，铸量激增，货币体系渐趋混乱。
其实到光绪年间，经历了咸丰铸行大钱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制钱已一蹶不振。咸丰大钱7个主要品类中只有当十大钱保留下来，与“同治重宝当十”、“光绪重宝当十”一道在市面上流通，而铜元成为这些当十大钱规范的替代品。换言之，铜元之所以受到商民欢迎，一方面是因补救了制钱匮乏引起的“钱荒”，迎合了当时市场货币流通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式样新颖，制作精细，并以其具有较高的铸币技术而不易仿铸，受到商民信任。然而由于铜元实质上仍是虚值大钱的继承和衍变，它也仅是封建性货币向资本主义货币过度的产物。李鸿章铸行铜元虽有币制改革的成份，但后来的丰厚铸币利润很快使其改变初衷。铸造铜元成为当局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搜刮民财的工具，于是各省竞相鼓铸，铸量激增。据《中国金融论》(张辑颜著民国十九年十月初版)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冬，天津银根吃紧，市面恐慌，其时袁世凯为直隶总督，谓此为钱荒所致，于是鼓铸铜元以救之，当时国人既苦制钱缺乏，复见铜元式样，携带便利，官局所铸，仅阅两三月，而铸出者数千万枚，获利百数十万两，于是日夜鼓铸，各省亦均效尤。”到光绪三十一年()，全国有17省铸行铜元，5年间铸量由16.9亿枚激增至75亿枚。铜元供过于求，钱法渐坏，地方民间私铸之风盛行。
为整顿钱法维护中央铸币权统一，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立户部造币总厂，对各省厂统名为户部造币分厂，以期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实现“圜法整齐，推行尽力，用副朝廷通变宜民之至意。”光绪三十二年，度支部制定《整顿圜法章程》，把全国24处造币厂合并为9处户部分厂，并对铜元成色做了统一规定。“统一制造大清铜币，由户部颁发祖模，均与总厂所铸一律，唯于正面加铸省名一字，以便查考。”“各省所铸铜币，不得大宗贩运出省，若各省需用铜币，可备价至总厂领取”。
尽管发布了章程，但为时已晚。由于其时市场铜元流通量巨大，各地私铸猖獗，加之日本奸商和个别造币厂的“洋私”充斥沿海各省市场，币制紊乱已是颓势难挽。事实上，晚清政府已经认识到铜元铸权统一性、铸量计划性的极端重要，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奈何积重难返，收效甚微。宣统二年()《币制则例》重申:银元、铜元的铸造权统由中央掌管，七钱二分制银元定为主币，经批准生产的铜元定为辅币，未经批准的铜元应停止铸造。然而币制改革终无实质性进展，铜元私铸之风也难以禁绝。
民国初建之时，市场继续流通“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两类当十铜元。民国元年()3月南京造币厂发行“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当十铜元，次年续有较多发行。这种新式铜元很快流布全国，逐步取代了清政府的旧式铜元。由于民国时期政权不统一，地方军阀割据自雄，为补充军费纷纷设局，竞相鼓铸。这些铜元成色不一，粗精各异，面值结构混乱，有的甚至采用土法翻铸仿制别省铜元，形成许多“官铸私版”铜元，加剧了币制混乱程度。直至年北伐战争胜利，国民党基本建立了全国统一政权后，于年制定了《国币条例草案》，对铜元铸造作出统一规定，“辅币规定若干，其中铜币有‘一分’和‘半分’两种，成分均为铜九五、锡四、铅一。”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后，铜元流通已非常稀少，之后为镍币所代替而退出流通。
从总体看，私版铜元的成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承历史之余绪。咸丰朝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大量铸行大钱，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直至光绪年间咸丰当十钱仍在市场流通。光绪元宝当十铜元亦成为新版虚值大钱;而尽管机制铜元技术含量较高，但因其用料少、面值大且为市场所接受，民间仿铸、特别是外国人仿铸成本不高，利润丰厚，故而私版铜元大量出现。二是国家钱法松弛，铸币权失控。中央政府对各地造币厂控制不严，特别是光绪三十二年，度支部把全国24处造币厂合并为9处以后，由于利益驱动，被关停的造币厂实际上仍时有铸造，形成一定数量的“局私”铜元。三是货币体系紊乱。由于各地滥铸无度，市场铜元流通量大增，铜元贬值，于是民间出现把十文铜元通过加热捶叠等方法，制作成二十文形制。日本“洋私”也有轻质二十文铜元。四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仿铸严重。由于中央集权无力，地方割据势力大量仿铸别省铜元，形成“官私”，严重扰乱了当地流通市场。
二私版铜元的来源与大致分类
通过对大量私版铜元实物的考证研究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近代中国的私版铜元大致可分为“民私”、“局私”、“官私”、“洋私”四大类别。
1.“民私”铜元。主要来源于国内民间，以冲压、翻铸等方法制作。常见品有“光绪元宝”、“大清铜币”“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等。其典型特征是:
(1)大多为黄铜质地，冲压纹理较平浅漫漶，甚至以翻砂法铸造，即所谓“细砂版”;
(2)币面文字不规范，特别是背面英文错误百出;(3)形制、龙纹均与官版铜元有异。
事实上，“民私”铜元在民国初年已大行其道。据《民国时期货币金融纪事》记载，年在重庆铜元局大量铸造十文、二十文、五十文铜元的同时，四川地方势力也采用各种方法大量私铸五十文、一百文铜元，当时仅成都一地即有私人造币厂80多家，其铸量之大可想而知，以至于民国中后期川版“民私”铜元大量充斥市场。
2.“局私”铜元。主要来源于被清政府关闭的地方造币厂。这些造币厂在当局关停命令下达后，由于厂房还在，机器设备并未完全彻底地并入别厂，因而待关停风头一过，仍旧私下鼓铸，形成“局私”铜元。由于这部分“局私”铜元与该厂官版铜元系出自同一冲压模具，故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很难把私版与官版严格区分开来。
3.“官私”铜元。主要来源于民国初期偏远地区军阀割据势力的造币厂。民国初年，各地军阀竞相设立造币厂大量铸造铜元，以百分之四十的铸币余利充作军政费用。没有造币厂的军阀甚至采用土法翻铸仿制他省铜币，形成民国时期特有的“官私”铜元。甘肃“天水沙版”便是这种“官私”的典型。民国九年，孔繁锦任陇南镇守使。他到任后一面购置机器，一面用土法翻砂仿铸四川汉字铜币、河南双旗币和纪念币、江西九星图等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四种面值的十多种铜币，均为粗制滥造、铜质低劣之品，从此劣币充斥当地市场。
孔繁锦的“官私”铜元引发了当地民间私铸蜂起，屡禁不止。秦安、甘谷等地有用砖模和泥版铸造铜币的，其币制之混乱为当地史所未有。民国二十年杨虎城主政陕西后，因本省无造币厂，曾委托四川造币厂代铸，即今所见“陕西省造一分、二分”之精整者。然其所属孙蔚如部对此也有大量仿铸，质量低劣，暗记颇多，版式复杂，即所谓“汉中版”。
4.“洋私”铜元。主要来源于韩国、日本等外国势力和沿海省份造币厂。清代末年，由于韩国使用冲压铜币早于中国，且铜币已退出流通代之以镍币，造成铜币跌价。在韩国银洋一元可兑换“五分”铜元多枚，而运到中国改铸后可获利一倍多。自光绪二十九年()，在币制紊乱、海关松弛的情况下，各造币厂竞相鼓铸，使国内铜价上涨。奸商从韩国大量收购“五分”铜币，经由上海、烟台等港口偷运入境加以改铸获利。这便是收藏界所称“洋私”、“韩改币”。
有史料记载，当时有的沿海省份造币厂“阴结洋商，隐屏铸作”，私铸情况严重，因而部分“韩改币”可称为“洋私”与“局私”合一的产物。“韩改币”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日本人的纯粹“洋私”。日本人公然在租界开炉铸钱，且“欲用何省字样，登时有钱模印之”。就存世情况看，“韩改币”常见的有浙江、湖北、山东、福建等省的“光绪元宝十文”。这些铜元大都未经处理直接冲压，改铸后文字图案粗陋不堪，错误百出，有的韩国文字、图案仍清晰可见。进入民国后，日本“洋私”铜元仍屡禁不止，充斥市场。据《民国货币史料》所载年9月20日、21日、23日上海《新闻报》记载，“日人私铸铜元充斥长江中下游城市:民国七年九月，宁垣当二十铜元私版日行充斥，闻系日人贩运来宁，贱价私售，希图渔利。近为省署察悉，已饬令商会前知各店，禁用此项铜元，以免滋生事端。”
三私版铜元对社会经济的危害
一、铸币权的独立性丧失，国家主权受到侵害。自晚清至民国，政府对私版铜元始终未能严厉收缴和集中销毁，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铜元流通中，私版铜元始终跻身其中。即便是针对“洋私”铜元，民国政府最初还加以禁绝，但到后期也就任由其在市面流通。据民国十年三月十五日《钱业月报》记载:“铜币，不分省界，一律通用，唯近日日人私铸值钱廿文铜币，不独铜色较劣，分量也较轻。故特另立行市，每廿文铜元只值钱十六文。”公然另立行市，允许其折价流通，其铸币权毫无独立统一可言。另据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银行月刊》记载:“中国政府于国内币制，绝无管理之权，由各省自行操纵，所有造币厂，亦均在各省管
辖之下。”如果说晚清还存在地方与中央争利问题，那么民国中央的铸币自主权则完全丧失，对内外各种私版铜元的控制彻底放开。其政府无力，钱法大坏由此可见一斑。
二、扰乱流通市场，导致货币贬值。在光绪三十一年以前，即铜元铸行5年内，由于铜元受到社会欢迎，商民乐用，其价格往往超过币面计值，在市面流通时升水程度约在5%至15%不等。银元对铜元的比价为:光绪二十八年，在苏州88枚，杭州90枚;光绪三十一年，在宁波平均市价95枚，安庆95枚，上海92至95枚。但到光绪三十一年以后，由于铸量激增，“民私”、“洋私”等私版铜元充斥市场，铜元价值急剧下降。宣统元年银铜比价由枚至枚，市面流通平均贴水10%至40%，出现大幅贬值。进入民国后，各地军阀纷纷设局开铸，面值、重量、成色各异，与清末铜元一起流通。“民私”、“官私”、“局私”纷出，外国奸商大量倾销“洋私”，货币体系紊乱程度尤甚与清末，铜元贬值幅度更大。下表为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银行月刊》6卷7期记载的具体兑价，可见铜元贬值之快之剧。
一元之兑价比较
实际上，至民国十八年前后，铜元已跌至每元兑枚以外，到民国二十二年()废两改元时为枚，直至为镍币所替代而退出流通。
三、破坏经济正常运转，危害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纵观铜元从面世到退出流通，从升水到贴水，到大幅贬值，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铜元贬值的主因固然是钱法不良、滥铸无度，但也因此催生了盗铸蜂起，加剧了币制紊乱程度，最终导致货币贬值，民生日艰，严重动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诚如当时有识之士所呼吁“夫社会中最大之成分莫如劳工，今劳工之主货逾于法价者半矣。嗟彼食力何以聊生。长此不图补救，则过激之化不输而入，而生计革命之期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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