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传拓技艺就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和沿袭下来的一种手工工艺。传拓技艺是用传拓工具将纸、墨覆盖于被拓器物，并将其上的铭文或纹饰拓印下来的一种方法，它发端于东汉末年，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无数珍贵的流散文物、古代文献和书法艺术因此项技艺而被发现并得以流传，且至今仍在考古、文博、古籍等领域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传拓时由于所拓器物的不同，其形式与内容也有着极为丰富的表现形式。
唐拓温泉铭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依所拓内容可分为平面拓、立体拓、颖拓等；依拓制技巧可分为扑拓与擦拓等。而且不同的传拓技法也造就了不同风格的拓本，例如轻薄淡雅的蝉翼拓，乌黑发亮的乌金拓，以朱砂上墨的朱拓、色彩丰富的彩拓，以及专门拓制造像的高浮雕拓等。虽然传拓技艺门类繁多，但其工艺过程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是我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姚华颖拓魏神瑞元年造像端方旧藏传拓技艺自之时，便在传承中不断地得到丰富。据《资治通鉴》一书记载：“汉灵帝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为古文、篆、隶三体书之，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使后儒晚学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观视及辜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见东汉末年刻碑之风兴盛，因碑文多为名家所写，且刻工精良，出于对碑上文字的需要，开始发明了影写，即用薄纸覆盖在石刻文字上悉心描摹，并逐步发展到传拓这门技艺。
周希丁拓清代翁方纲铭刻瘗鹤铭砚徐世章旧藏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的“传拓”一词，是在《隋书·经籍志》中。《隋书·经籍志》的作者是初唐的魏征等士人，书中记录了隋代及以前的典籍沿革与保存收藏情况，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在其注释中有这样一段话：“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元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因而此处“相承”“传拓”两词的作用也揭示出两者的共生性，即传拓是最好的相承，而知识的相承则离不开传拓。伴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重要的金石学研究专著及学者，如刘敞、吕大临、欧阳修、李清照、赵明诚等人，也使传拓技艺又有了新的提高。
傅大卣拓红山文化玉柄形器傅增湘家族旧藏与传拓相伴而生的金石学发展到清代进入了鼎盛阶段，在六舟和尚、陈介祺等人的推动下，书法题跋、花鸟补绘兴盛开来，传拓技艺也逐渐由一门单项技艺转化为一门综合艺术。而潘祖荫、端方、王懿荣等文官热衷于古代金石器物的研究，出现了多部金石学研究专著，对此项技艺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六舟和尚不仅将传拓与绘画融合，还创造出“八破图”的艺术表现形式。将破碎不全的古旧书画、拓片、古书等文房雅物，通过复杂的重叠堆积关系来构成画面，颇具现代三维视觉艺术的特点。能够以传拓的方式来表现与锦灰堆类似的传统题材，无疑是六舟和尚的创新。陈介祺的贡献在于不但直接参与传拓，更能以其丰厚的学养将传拓技艺理论化，成为一门学问。他在同潘祖荫的通信中研讨传拓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包括用纸、用墨、用水、捶拓技巧乃至器物的保护等，而潘祖荫据此将书信中的内容汇编成书，成为《传古别录》一书，这是传拓技艺史上的开山之作。
谢海元拓西周晚期四虎鎛及至晚清民国时期，近代考古学已在中国诞生，金石学也逐渐融入其中，传拓技艺在此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出现了如姚华、张海若、溥心、周希丁、马子云、李鸿业、万育仁、傅等前辈名家。
马国庆拓并题六丁六甲龙泉宝剑近年来，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国技艺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国家和相关机构对传拓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越发重视，国家图书馆、中国典籍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恭王府博物馆等单位纷纷举办相关展览。同时涌现出了如裴建平、马骥、谢海元、马国庆、黄振海、傅万里、贾文忠、郭玉海等专家学者，并有为数众多的传拓工作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文物、文献事业奉献出技艺与才华。现如今多地区将传拓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莱子侯刻石初拓本广东崇正年春拍品年4月，上海静安区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就有传统美术项目类的“海派传拓技艺”，足见传拓技艺已经迎来了新时代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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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杂志期封面文章来源：《收藏家》
期《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
作者：李宇翔
责任编辑：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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