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历来严守“三不原则”：不应酬、不开会、不上网。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他从来没用过手机，只与妻子马兰女士一起，关门过着最平静、最古典的日子，一过就是几十年。偶尔也会开窗，看看远处的道路，猜想世间种种忙碌。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全民居家防疫，窗外的道路天天阒静无人。这让他在古典的日子中，遥想到了更为古典的年月。古典中的更古典，应该把心灵安顿在哪里？他在学理上已频频出入先秦的丛林，就连非常艰深的老子、孔子、庄子、屈原都进行了译释，那么，还有哪一座先秦的山岗有待于再度攀援呢？答案便是《周易》。它一直被人们称为“群经之首”，是一座名分极高的神秘山岗。攀援这一座山岗，要非常安静，而且是长时间不受骚扰得安静。全民居家防疫，提供了这种机会。他的这次攀援，态度极为虔诚。首先，以毛笔为杖。书法的点、横、撇、捺，是一种最有体温的引领。由书法来贴近典籍，常常比注释、翻译、论述都更加亲切，更关及生命。他用书法写《周易》，名之为《周易录》。一连选写了好几款，收于本书的后半部分。这部《周易录》的书法，用的是行草。《周易》在内容上，不像后代很多典籍那样细密谨实，因此他没用楷书，而是让“易”返“易”，回到一种简疏自由的状态。但是，《周易》又是一种规范，不适合个人发挥，因此在书法上就不能采用狂草。顾及这两端，他选择了行草，在笔画上近草，在格局上近行。但在实际书写时对笔下书体的选择，完全看他对具体字句的感觉。对于《周易录》的行草，他非常满意，自己认定为平生书法的代表作之一。因此，《周易》的第一个内涵，便是“简易”。老子说，“大道至简”。《周易》就是要把我们日常遇到的所有复杂问题简单化，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从而找到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占卜便是最简明的表现。上古先民遇到一件事，徘徊在歧路，不知道怎么选择，只能向上天祈祷，让天神代替自己思考。这种办法从今天的我们看来，或许可笑，或许幼稚，称之为“迷信”。怎么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莫须有的上天主宰呢？但是圣人云，“生死有命”。人的命，天注定。如果上天想要灭亡世人，那么世人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灭亡，就会降下一道神谕，引领世人前行。占卜，便是向上苍问道。上苍站在另一个维度，比人类看得高，看得远，知道人类下一步该怎么走。犹太人有一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德国思想家康德说：“上帝看人类，就如人类看蚂蚁”。蚂蚁们忙忙碌碌，越过各种水滩，爬过各种土堆，历尽艰辛，齐心协力，终于把一个甲壳虫尸体运回家，在人类看来，它们的努力极其可笑，极其渺小，不值一提。如果人类能够帮蚂蚁一把，只需动动小手指，把土堆摊平，把水滩填满，它们就能畅通无阻地完成高难度任务。从蚂蚁的角度来看，人就是神。其实在上苍看来，人类跟蚂蚁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帮助，就会说，“有如神助”。余秋雨先生说，首先要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周易》起自于占卜。上古时代的祖先在艰难生存中相信，世事的凶吉祸福，是由上天安排的，因此要用一些特殊方法向上天探问。他们的惯用方法，是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在龟甲和兽骨上钻孔，再用火烧，从烧出的裂纹中来判断答案。有时，也会在一把蓍草中抽捏转换，来寻找答案。这一些做法，就叫占卜。初一看，这种方法很原始，甚至很盲目。但是，占卜的资料积累越多，渐渐看出了某种规律。很像现代的概率论和大数据，在没有逻辑的一大堆行为因果的组合中，出现了大逻辑，发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神奇秘密。原因还没有找到，理由还没有呈现，事实却神秘地重复了。重复概率愈高，愈引起人们重视，相比之下，“原因”和“理由”反而不重要了。如果硬要找“原因”和“理由”，那也应该面对大数据慢慢捉摸，构建起一整套特殊的学理模式。古人远比我们更贴近自然界。他们从日月星辰、四季轮回中强烈感受到规律的存在，又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认知自然的不同品性。于是，他们从占卜资料中构建起了一套模式，能够广而大之，联通天道、人道、地道。这正如《系辞》所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说到底，就是试图通过一套模式来寻找“道”。这一来，比较原始的占卜资料也就获得了提升，进入了高等级的排列、组合、旋转、定位，这就是我所说的“特殊的学理模式”。这是《周易》的第二层涵义：容易。“大道能容”。道便是自然，便是浩渺的苍穹，便是人类永无止境努力探索的未知，便是神，便是天。只有向包罗万象无所不备的“道”寻求答案，人类才能发展，才能进步，才能提高，才能一步步向道靠近。如果把道比作海洋，人类的求知和探索就是用木勺在海洋里舀水。占卜就是舀水的木勺，《周易》便是如何舀水的操作指南。余秋雨先生说，虽然我把《周易》形成的过程说得很简单，但请注意，我们面对的，是在人类文明的奠基时代，黄河流域一代又一代的精神价值创造者们相继努力的成果。而且，与其他文明相比，是极为独特、无可重复的成果。不错，起点只是占卜，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看轻那种在龟甲、兽骨、蓍草边的专注操作。种种既鸿蒙又抽象的图像在翻滚、隐约，大量既确实又漂移的数字在定位、错位。自然的盛衰与人类的命运，与这些象、数发生着诡异的对应，宇宙的秘密或许已经有部分被古代哲人秘藏其间。瑞士有位心理学家，名叫荣格，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周易》专家，对《周易》深有研究。荣格写道，《周易》展现的只是“统计方式”，而西方现代强调的是“因果规则”。初一看，“因果规则”很有逻辑，而“统计方式”只是一种不讲因果逻辑的数字排列。但是，荣格认为，恰恰是在西方倡导的因果逻辑中，加入了太多的主观意图，真实被“异化”了。因此，不如那种平实的“统计方式”，更符合真实。余秋雨说，《周易》自汉代以来就有众多学者耗尽心血守护着它，以两千年的力量聚积，造成了两千年的生命延续。这种守护，并不是“严防死守”，而是表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的讨论状态、争议状态。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学派林立、高论迭出。这中间的一个杰出范例，就是《周易》研究中“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的历代争鸣。简单说来，汉代《周易》的“象数学派”，喜欢将六十四卦与季节、气候、方位对应起来，借助于占卜的原动力，来推论天下的阴阳灾变、人事凶吉。到了宋、明两代，“象数学派”就把起点性的六十四卦的运用，提升为“象”和“数”的交错。“象”，有了“太极图”、“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数”，也有了邵雍等人以奇偶之数推衍的历史图式。到了清代，大学者黄宗羲写了《易学象数论》，对一系列难题进行清理、总结和重新开启。与“象数学派”对立的“义理学派”也气势强健。先是只活了二十三岁的天才哲学家王弼，他的《周易注》要求人们从烦琐的象数符号中解脱出来，以《周易》来理解万物变化的整体条理。后来，这一学派中又出现了程颢、朱熹这样的大学者，不赞成在卜筮上花太多工夫，而主张由阴、阳两气来解释宇宙本体。这两种学派，前者立足《周易》本原，后者远及宇宙原始，看似对立却构成互补。正如王夫之所说，两者不可偏废，归于《周易》一理。因此总结出《周易》的第三个内涵：变易。易的本意就是蜥蜴，易通蜴。《说文解字》：蜥易，守宫也，象形。蜥蜴又叫“变色龙”，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出各种不同的体色。《说文解字》又说，“其在泽中者谓之易蜴”。泽就是水中，水中的蜥蜴就是鳄鱼，也就是蛟龙。鳄鱼也非常善于伪装，整个身子藏在水里，从水面上看宛如一段枯木，极具迷惑性。三国时曹操刘备青梅煮酒，曹操对龙有一段绝佳描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的最大特点便是“乘时变化”。所以易就是变的意思，《易经》就是关于“变化”的学问。伟人说：事物在时刻起变化，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做好一切应对准备。万事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变化，都在发展，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所以怎么应“变”，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周易》，便是一部“应变之书”。龙字，不是易字综上所述，《周易》三大内涵便是：简易，容易，变易。世上学问浩如烟海，余秋雨先生对《周易》的理解当然也是一家之言，但他“解决了当代人读周易的大痛点：难懂；提炼了当代人读周易的大价值：应变”。用现代观念教你把握《周易》的核心价值，“只有懂得变化之道，才能从容应对未来”。这本《周易简释》适合零基础的读者阅读，用广为读者喜爱的余式散文娓娓道来，提升读者思维，锤炼读者德行，更有余秋雨先生行云流水的亲笔行书抄录，烫金精装，实为阅读收藏赠人之佳品，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一本看看吧，点击下方链接即可直接购买。诗漫授权正版直发老子通释周易简释余秋雨著精选￥88￥打开百度APP立即扫码购买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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